在杨家岭举办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一度成为一场生动而富有生机的会议。该座谈会于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分三次召开，与会代表逾百人，围绕文艺与政党意识形态等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展开了热烈的辩论与争论。
毛泽东的开场白
1942年5月2日下午一时半，延安杨家岭不大的会议室里，100余位被邀请来的文艺界代表坐在长条板凳上，静候着毛泽东的到来。
毛泽东面带笑容，精神饱满，从连接山上宿舍一头的门里走进来。大家都自觉起立，由周扬介绍，毛泽东上前与他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大家说说笑笑，气氛融洽活跃。
当周扬介绍到公木时说：“公木，《八路军军歌》、《八路军大合唱》词作者。”毛泽东点点头笑笑，边握手边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
毛泽东走到郑景康跟前时，没等周扬介绍，郑景康激动得站起来自我介绍：“我是照相的，叫郑景康。”周扬还是补充介绍道：“这是从重庆国民党总统府来的摄影师，曾给蒋介石照过像。”毛泽东很礼貌地与他握手致意。
特地从晋西北前线演出现场赶回延安参加文艺座谈会的八路军一二○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双手握住毛泽东的手，没想到毛泽东还认识他。“欧阳同志，你从前线回来了。”欧阳山尊只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眼睛都潮润了。
有人发现，毛泽东两条肥大的裤腿上打着显眼的补丁，上身薄薄的灰布棉袄的肘弯处露出棉絮。
问候完毕，毛泽东走上主席台讲话：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中间的正确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于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藉以打倒我们的民族敌人，完成民族解放任务。……
“我们拥有文武两条战线，即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并进一步细分为“持枪作战的军队”与“从事文化工作的军队”。
毛泽东讲话中间，隐隐传来国民党炮声，到过前线的人习以为常，一直在后方的同志难免有些担心。一张折叠的小纸条传到讲台前，毛泽东接下来，停止讲话，眯起眼睛仔细看了看，然后清清嗓子，岔开话题道：“大家不要担心，炮声离我们还远着呢。我们前方有联防军在保护着我们，所以呀，我奉劝大家两点，一是母鸡不要杀了，留着下蛋;二是娃娃不要送给老乡，还是自己抚养好。如果前方抵挡不住，我还可以带你们钻山沟嘛!”
这番轻松的题外话，引得众人哄堂大笑，原本笼罩在部分代表脸上的紧张气氛也随之烟消云散。
毛泽东讲完之后(即后来公开发表的正式文本“引言”部分)，会议稍作休息。蔡若虹和白朗去得早，坐在离主席台最近的一排。因为此前为筹备召开会议，毛泽东曾多次邀请住在蓝家坪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的作家萧军、艾青、丁玲、刘白羽、舒群、罗烽、白朗等，住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欧阳山、草明等，住在桥儿沟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艺”)的周扬、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曹葆华、严文井、姚时晓、华君武、蔡若虹、张谔等人，到杨家岭征求意见，并留饭宴请，所以这次开会白朗就打趣地问毛泽东：“主席，今天可还要请我们吃一顿?”毛泽东笑着回答：“小米饭是有的。”
整个座谈会期间，毛泽东请大家吃了三餐，并不是小米饭，而是延安难得见到的大米饭，佐之以炒肉片、炒鸡蛋，文人们胃口大开，满饱肚肠。
萧军头饱大走调
休息后，再开讨论会。
开始有些冷场，台上看着台下，台下看着台上，一时没人愿意第一个讲话。毛泽东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丁玲马上附和着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就第一个开炮吧!”
萧军在开会前曾考虑到自己秉性耿直，为避免意见冲突，打算到三边地区体验生活，等会开完再回来，是毛泽东几次写信一再挽留邀请，他才参加会议的。两句话一鼓动，萧军就从位子上站起来，挽了挽袖子，直言不讳，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篇。其中说到：
红莲、白藕、绿叶，三者同根生；儒家、道家、释家，亦共源流；党内同志、非党朋友、进步力量，齐心协力；政治、军事、文艺，各展其能。虽同属一家，却辈分平等，彼此间并无领导与被领导之分……我们投身革命，当效仿鲁迅先生，将旧世界击得粉碎，决不创作歌功颂德的文字。如同今日之会，我足以挥毫十万言。我对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深表钦佩。我立志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顶尖作家。
萧军延安时期的文章话语尽如其人，文气逼人，桀骜不驯，多有辞不达意，辞不尽意之感。多用省略号以示无尽，多破折号以作解释，多冒号以为说明，多独字句以作果敢刚毅语，是延安文人中绝无仅有的一位与即将归于一统的政党社论话语格格不入者。加之，他被尊为现代孔圣人——鲁迅先生之弟子，与毛泽东有通天之交。更有甚者，是情急之处，每每以“兵刃”相见，似乎只有角斗厮杀才足以发泄心中的大恨与大爱。所有这些，使他与一般人之间交流争论都成了困难。此刻发言，显然是跑题走调之论。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记，有时点头，有时淡淡一笑。其他人有赞同的，也有反对者，但都难以对话。
胡乔木，紧挨着萧军而坐，挺身而出，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文艺领域必须要有组织的存在。鲁迅先生当年并未得到组织的领导，这并非他的荣幸，反而是一种不足。究其根本，关键在于党是否需要，以及是否能够领导文艺界。”
据胡乔木晚年回忆，第一次会议后，毛泽东叫胡乔木到他那里去吃饭，庆祝斗争胜利。
萧军毫不相让，迅速予以反击。胡乔木考量全局，未再接过话茬，转而鼓励更多的人发表己见。
鲁艺音乐系的教师们面露失望，纷纷发声指责周扬存在宗派倾向，并陈述道，他们递交入党申请已届三年，然而此事依旧悬而未决。周扬坐在一旁，沉默不语。
何其芳在发言中感慨道：“聆听了主席的教诲，我深受启迪。小资产阶级的灵魂往往污秽不堪，他们自私自利，胆怯脆弱，容易动摇。我深感自己急需进行深刻的改造。”
这位曾经以《画梦录》获得1936年度《大公报》文艺奖的温情脉脉的诗人，1938年8月到延安后，扔掉了忧郁感伤的调子，换上一副高亢明亮的歌喉。他的发言，赢得了毛泽东会心的一笑。但知识分子当时的反应并不一致称赞，在回到各单位组织的小组讨论会上，有人开玩笑地说：“你这是带头忏悔啊!”
在首日大会的发言嘉宾中，李伯钊、丁玲、艾青等知名人士亦各抒己见，而何其芳的观点则逐渐占据主流地位。
有人陶醉《小放牛》
5月16日第二次会议，全天讨论，也是争吵得最激烈的一次。毛泽东始终在边听边记，偶尔插言，没有正式讲话。
会上发言气氛和谐，笑语连连。长期指导“民众剧团”在边区各处巡回演出的负责人平，分享了他带领团队走通俗路线、巡回演出深受欢迎的成果。面对延安文艺界热衷于上演大型戏剧，而“闭门提高”受到批评的舆论背景，他自豪地表示：“最近几年在大型戏剧的演出中，有些人忽略了为民众演出的小戏。我们民众剧团专演《小放牛》。难道你们看不起《小放牛》？然而民众却情有独钟。每次我们剧团离开村庄，村民们总是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很远，并赠送许多慰问品。想知道我们在哪里演出吗？如何找到我们呢？只需沿着鸡蛋壳、花生壳、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前行，就能找到我们。民众慰劳我们的鸡蛋、花生、水果和红枣，我们虽食之无余，但这些东西装满了我们的衣物、包裹和马褡。”
柯仲平曾经参加过“创造社”、“狂飙社”演剧活动，到延安后倡导街头朗诵诗，喜欢喝酒，留着一把大胡子，讲话嗓门很大，时常陶醉在酒的微醺与诗的沉醉境界里。他那种洋洋得意的神情，逗引得会场上许多人都哈哈大笑。毛泽东也乐了，插了一句：你们吃了群众慰劳的鸡蛋，就要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要拿出更好的节目来为群众演出，不要骄傲自满。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接着是八路军一二○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发言。他是中国现代戏剧运动前辈欧阳予倩之嗣子，上次会议没有发言，当时既感到有很多话要说，又感到自己懂得太少，水平太低，在这么多中央负责同志和文化名人面前，没有勇气发言。开完会回到自己住的窑洞，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经过几天的思考，终于鼓起了勇气，他把自己想到的一些意见写了出来，寄给了毛泽东。“大概是建议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动员作家艺术家们到实际斗争中去，到抗日的前线上去”。没几天，他接到毛泽东的回信，正文只有一句话7个字：“你的意见是对的。”这给了他极大的鼓励，于是，这次会议就大胆地举手发言了。
“前线的战士和民众亟需文艺工作者。如此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有何用？大家何不都投身前线？我全力支持！”
1938年4月，欧阳山尊随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分队，途径山西、西安，抵达延安。在“抗大”接受教育后，他被分配到八路军一二○师战斗剧社担任社长，并在前线长期从事工作。他在发言中强调：“部分文艺工作者在部队中对于只成为排级干部的现状感到不满，缺乏归属感。但我认为过分关注干部级别是不值得的。鲁迅与高尔基同样未曾过分追求干部职务。我们应更加关注如何满足群众需求，如何将工作做得更好。”
他言谈间流露出的紧张与激动难以掩饰，尽管事前已做了详尽的准备，发言完毕后，他却惊讶地发现自己掌心竟然渗出了汗珠。
不过，毛泽东对欧阳山尊的发言频频点头微笑，显然感到很满意。
冗长发言遭轰下台
在第二场会议中，引发热议的核心人物依旧是非萧军莫属。
他继上次会议发言大走调后，又尖锐地指出：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我觉得你们的整风是“露淫狂”。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你们为什么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来呢?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早就应该整了，而且还要整得厉害一点，但这样整风能不能整得好，他表示怀疑。此前，他在与毛泽东的频繁交往过程中，毛泽东曾经动员过他申请入党，但他拒绝了，他表示自己个性太强，与贵党的组织纪律性难于相容，还是在党外自在些。
对于这种具有挑衅性的话，还是胡乔木针锋相对。因为有过上次的交锋，并得到毛泽东的赞许，他这次更侃侃而谈：“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才开始，而是从建党的那一天起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
胡乔木此言一出，曾留学苏联，曾在中央苏区执掌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的职务，后随长征抵达陕北，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编辑部主任的吴亮平亦起身反驳萧军的见解。他的言辞绵长，赞同萧军立场者纷纷打断他的发言：“你这不是在授课，这里是讨论会！”
本次讨论会气氛热烈，欢声笑语、掌声雷动，争论声此起彼伏。
有人主张文艺的根基在于对人类的深情；另有人坚信人性是文学艺术的永恒追求；而有人认为我们正处于杂文盛行的时代，呼唤着鲁迅式的笔锋；有人提出文艺与政治同在，均为广大民众谋福祉，为广大的劳苦群众奋斗，最终目标一致；还有人感叹，学习马列主义辩证法，常常感觉其对创作情绪有所影响……
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在发言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也不赞成主席的有些意见，提高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共产党的文化运动搞了那么多年，难道不要提高吗?因此，他主张普及与提高来个分工，像文工团、演出队，去做普及工作;像鲁艺这样的学府，能不能主要去做提高的工作呢?
此前，1940年元旦前后，毛泽东数次约见张庚，提议延安也应当上演一些国统区作家的作品，比如曹禺的《日出》就可以上演，并要集中一些延安的好演员来演，把戏演好。这样，延安戏剧舞台上才出现中外古今的“大戏”，鲁艺教学体制步入正规，由原来的6个月改制为3年，系科在原来的戏剧、音乐、美术基础上，增设文学系。毛泽东为该校废除旧题校名“鲁迅艺术学院”，重新题写校名“鲁迅艺术文学院”。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又指责这是“洋教条”、“关门提高”，张庚心里不能理解，一时还转不过弯来。
在此次会议中，一位遭至“轰然”退场的发言人乃欧阳山。
彼时，他供职于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目睹同仁间争执不休，他深感有义务阐明文学艺术的真谛，以及它所涵盖的诸多内容。正本清源，理当阐明事理，以避免无谓的纷争。有效的讨论，须建立在共同的理论基础上，方能确保大家在同一认知平台上展开交流。
待至轮至他发言之际，他便摆开架势言道：“撰写何种内容，如何落笔，首要之务在于明确文学艺术究竟为何种现象。”言及此处，他遂从文学艺术的定义入手，进而探讨文学现实主义、阶级属性、形象塑造、典型化等一系列核心议题。
起初，众人尚保持沉默，静心聆听。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场上渐渐弥漫起低声细语。大约经过近一个小时，有人忍不住高声呼喊：“主席，我们这里并非是举办训练班的场合！”“他或许担心我们中央的同志对文学概论不够了解，特意前来授课。”
这一声呼唤，瞬间打破了会场的宁静，欧阳山随即打住了自己的发言。
在第二场会议中，我们全天沉浸在热烈的讨论之中。无论观点是否正确，每个人都得以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各陈己见，畅所欲言。讨论结束后，无人追究责任，文艺界的事务完全由内部自行商讨与解决，整个过程无不体现着艺术的民主精神。大家的心情因而格外舒畅，即便有时被“搁置”一旁，亦无丝毫怨言。
“投降”、“缴械”成主流
第二次会议上，周扬有个发言，明确维护毛泽东的观点。而吴奚如的发言，却受到朱德的点名批评。
吴奚如提出，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应确立明确立场。当前正值抗日时期，为何不能倡导无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作家，都应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中共成员无需时刻将个人及党的无产阶级立场公开标榜，这样做是否更有助于统一战线的发展？我们面临的最主要敌人是日本侵略者，革命文学应秉持的立场是所有有利于抗日的内容。国共间的摩擦与内斗，只会令朋友受伤，让敌人感到快慰。
他刚刚历经“皖南事变”的惨烈血战，历经磨难，成功突围，重返延安。如今，他正于中央党校投身于整风运动。不久后，他在1942年7月19日至20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纪实小说《未了的旅程》，这部作品详实记录了他率领新四军第三支队顽强抵抗，勇闯险境，从皖南一路历经重庆直至延安的艰辛旅程。小说的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他个人的深刻见解。他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曾是叶挺独立团的成员，参与过八一南昌起义。20世纪30年代，他在上海“左联”组织内辛勤工作，创作了众多文学作品，并曾负责代表中共党组织与鲁迅先生保持联络。1936年秋，他受命前往西安，在张学良的部队中从事特殊技术工作。西安事变后，他抵达延安，担任“抗大”一期的教员。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之际，他与丁玲共同组建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日战场。1938年，他被任命为周恩来的秘书，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不久后，他被调至桂林，担任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之后又转至新四军总部。
吴奚如未曾料想，自己于座谈会上的言辞竟迅速引发了朱德的严肃指正。
在会议中，朱德始终端坐于主席台侧，倾听着各方的发言。待吴奚如发言完毕，他起身发言，并未对萧军进行指责，而是直指吴奚如的名字，严肃地说：“吴奚如，身为人民军队的一员战士，你竟敢说出这种言论，你已完全背离了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他的言下之意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并非一成不变，西安事变之后，我们主张一切有利于抗日的举措；而如今，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掀起了反共的狂潮，我们不能再笼统地谈论抗日统一战线，而应明确指出是哪位领导人领导下的抗日，也就是说，站在何种立场上的抗日。朱德的批评措辞严厉，当时并未针对吴奚如寻隙，吴奚如也未进行反驳或回应。然而，在整风运动中，继中央研究院批斗出“托派”王实味之后，中央党校紧接着又批斗出了“特务”吴奚如，证据便是那白纸黑字印在报纸上的小说。自此，思想领域的敌人被挖掘，文学作品中的“特务”被揭露，政治眼光审视文学，政治手段解决文学问题之风兴起。
在第三次会议的议程中，朱德亦发表了一番言论。他并未直接指名道姓，却对萧军的发言进行了委婉的批评。萧军在大会上宣称，他不仅要成为中国第一流的作家，更立志成为世界文坛的佼佼者。他进一步声称，鲁迅始终坚定于革命事业，未曾有过任何动摇。此外，他还表示自己拒绝撰写歌功颂德的文字。在我看来，我们每一位作家都应保持谦逊，尊重工农兵群众。无论是成为国内第一，还是世界之最，都不应自封，而应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认可与赞同。
谈及思想观念的蜕变，他亲身经历，现身说法：“不仅只是转变，我甚至觉得那就是一种投降。以我自身为例，亦是如此。我出身于旧军人的行列，原本并非无产阶级的一员，只因无产阶级所代表的是真理，我便选择了向无产阶级投降。我的投降并非为了谋求总司令的职位，我只是在为无产阶级战斗、拼搏、付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斗愈发频繁，事务日益增多，众人的推举下，我最终成为了总司令。”
针对歌颂与暴露的争论，他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平日里和颜悦色的朱德，此次发言却显得语气严峻。在发言的尾声，他语气坚定地补充道：“有些同志抱怨延安的生活艰苦，实则与我们昔日穿越雪山草地的日子相比，已是极大的改善。有人提及重庆的饮食、住宿和衣物远胜延安，然而即便如此，那些也是他人之物。而延安虽有其不足，却终究是我们自己的家园。”
一是文艺作品将深入社会、民间，贴近工农兵大众的生活；二是文艺创作者们思想上要“投降”，精神上要“缴械”，接受对知识分子进行心灵重塑的人生改造。
毛泽东口头答卷
5月23日第三次会议，也是下午开始的。事先都知道毛泽东要做结论讲话，所以，这天下午会场上就爆满。
徐特立迟至，空无座位可寻。众人纷纷起身，将座位让予这位延安“五老”之一的尊贵长者。然而，他坚决推辞，转身走向靠墙的窗边，轻轻一撑，便轻盈地落在窗台上。随后，他从口袋中掏出一本小册子，又摸出一截仅寸许长的铅笔，用舌尖轻轻舔湿铅笔尖，全神贯注地开始记录听讲内容。
整个下午继续发言讨论。罗烽赞成萧军观点，郑景康提出党对文艺工作还是不够重视。下午发言讨论到朱德为止，吴印咸招呼大家到礼堂外边合影留念。前边一排小马扎，后边放着几排长条板凳，中间再站上一排，一百余人的合影照就这么随便站，随便坐。没有领导群众之分，谁愿意坐前排中央位置都可以。现在前排当中紧挨毛泽东右边的是鲁艺文工团演员田方，他当时回家对妻子于蓝讲：“闭幕前宣布毛主席和大家一起拍照留念，大家高兴得鼓起掌来。但是，很多同志都那么谦虚，不好意思靠近毛主席去坐。我不怕，我就要坐在毛主席身旁!”
但毛泽东还是特别关心着丁玲。他四处张望，问丁玲在哪里?看见丁玲隔他三人挨着朱德旁边，才放心地坐下，开玩笑地说：“照相坐近一点，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
位于前排左侧第七位的刘白羽，身形魁梧，体重不轻，竟不慎将小马扎压得塌陷，他随之仰天倒地，引得众人哄堂大笑，目光纷纷投向他。一旁携带相机静观的郑景康，把握时机，按下了快门，捕捉下了这一瞬间，为座谈会留念照片增添了一个别致的版本。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合影的104人并不一定就是会议全部代表。会议正式代表名单，是毛泽东委托李伯钊、周扬一起拟订的，经中央同意后，发出正式请柬。这些代表基本上都是参加革命，并且当时就已经比较有成就的文艺工作者。但代表名单上的人没有都参加，一种情况是从前线赶回延安，路途上耽误了;还有一种情况是收到请柬，但拒绝参加，比如高长虹，他认为自己到延安要放弃文学，研究经济。还有，名单上没有的人，自己跑去旁听了，正赶上第三次会议照相，就留下了身影，像方纪、郭小川就是。
会议共分三个阶段举行，部分与会者仅出席了前两场，而缺席了第三场，因此在合影留念时亦不见其身影。吴亮平、吴奚如便是其中的例子。
黄钢，身为《解放日报》的记者，全程参与了三次重要会议，并对会议内容进行了详尽的记录。
合影过后，大家吃晚饭，天气已经晚了。毛泽东作“结论”讲话，是在晚饭后，考虑到人太多，临时将会议安排在小礼堂外边的空地上开。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用三根木棍架成一个三角形的木架子，木架上悬挂着早已准备好的煤气灯。银白色的灯光，把会议室外面的广场照得一片通明。然后，毛泽东作结论报告。
据参加会议的姚时晓回忆，吃晚饭的时候，毛泽东还坐在自己窑洞前的石桌旁对讲话提纲作删改。
另据参加会议的罗工柳回忆，他个子小，当时就席地坐在临时放置的小讲桌旁边，听到毛泽东拿出提纲讲稿的时候，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哎呀，这个文章难做啊!”
作“结论”报告的时候，会场静悄悄的，一百多人似乎都在屏息倾听。毛泽东依然用他那柔绵细长的湖南腔抑扬顿挫地说：
同志们，我们已成功举办了三次座谈会，每次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遗憾的是，座位数量有限，希望下次能准备更多的椅子，以便大家都能舒适地入座。在文艺方面，我自诩为一名初学者，甚至可以说是门外汉，从各位同志那里获益良多。在前两次座谈中，由我来提出议题，大家撰写文章。而今日，轮到我接受考验，由大家出题，让我撰写文章。这次的主题就定为“结论”。
朱总司令的发言精准有力，他已经得出了结论。党中央的立场是统一的，我还有一些观点需要补充。我们的核心议题究竟是什么？我们的主要问题本质上是如何服务于群众以及如何更好地为群众服务。我的总结将围绕这两个核心问题展开……
这段话也没有写入后来公开发表的正式文本，从中透露了召开这次座谈会，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偶然行为，而是经过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的决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会议期间，有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过。一是在第一次会议之前，4月10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议并获准通过关于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定，准备以毛泽东、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这个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后来，因为博古忙于其他工作，未能参加座谈会筹备事宜，所以座谈会是以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和中宣部代部长凯丰的名义召开的。请柬上也就署了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二是在第二次会议与第三次会议之间，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文艺座谈会的结论报告作了汇报。会议同意毛泽东对于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偏向问题、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等意见。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文本，是由胡乔木根据自己的会议笔记，并参照四位会场速记员轮班记录稿整理而成，经毛泽东本人修改审阅，距离座谈会结束一年多以后，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同时，采用通改报版的办法，以解放社的名义出版32开本的铅印单行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