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辉煌——我的父亲博古
作者：秦铁 李菁
1946年4月8日，三十九岁的博古在晋北的崇山峻岭中陨落。自二十四岁起，他便攀登至中共权力之巅，成为一位政治英才。他的光芒虽短暂，却异常璀璨，即便在他离世六十余年后，依旧成为历史论辩中的焦点人物。
秦铁，一位体态清瘦的七旬老者，鲜少有人将他与“中共前最高领导人的儿子”这一显赫身份相提并论。这位年届七十的长者，毕生致力于远洋货轮的驾驶事业，从驾驶助理一路晋升至三副、二副、大副，最终荣膺船长之职。退休之后，他踏上了一段全新的非凡之旅——追寻父亲博古先生的历史足迹。
周、毛、博
未兑现的礼物
提及此事，岁月如梭，转眼已过六十四年，但那些细节依旧清晰如绘。我还记得那个夜晚，母亲低声对我说：“你爹明天就能回家，我们明天一起去机场接他。”听到这番话，我欣喜若狂，在窑洞那简陋的床铺上跳跃不已，兴奋得整夜未能入眠。事实上，对于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让我更加激动的，并非是即将见到父亲的喜悦，而是终于等到了他离别前许下的那份礼物。
1946年2月13日，我的父亲与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一同，搭乘飞机离开延安，前往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在启程之际，他亲昵地以我的小名“侠儿”唤我，并询问我：“这次去重庆，你希望我给你带什么回来？”我立刻回答：“红皮鞋！”因为在延安，有许多小女孩从重庆回来，她们脚上的那双红皮鞋让我非常羡慕。作为一个在延安长大的孩子，我对“美丽”没有具体的概念，也不清楚男孩应该穿什么或不穿什么，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拥有一双属于我自己的红皮鞋。
除去那双红皮鞋，我还渴望父亲能为我带回一篓橘子。自从国共合作，重庆至延安的航线得以开通，不少干部在会议结束后返回延安时，常常会携带一些水果作为礼物，其中不乏橘子等美味。在延安成长的我们，心中最为钟爱的果实非酸枣莫属。闲暇时分，我们便会攀爬清凉山，品尝那些清甜的酸枣。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渐渐发现橘子的美味远超酸枣。当时，我们天真地认为橘子是专为领导们预备的，普通百姓很难品尝到。因此，能分得一小份橘子尝鲜，便成为了一件极为荣幸的事情。于是，我也带着这两个愿望，满怀期待地向父亲提出了请求，他微笑着应允了。
4月8日的拂晓，母亲便牵着我的手，一同前往延安机场，以期待迎接父亲的归来。随着午后的临近，教员以及朱德、任弼时、刘伯承、林伯渠等尊贵的宾客也陆续抵达了机场。在这架飞机上，共有十三位旅客，除了我的父亲，还包括了王若飞，新四军军长叶挺及其夫人李秀文，以及他们的女儿叶扬眉，年仅十一岁，还有他们的儿子阿九，时年三岁。此外，代表解放区职工参加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的邓发同志，也随同他们一同回到了延安。
延安气候通常清新宜人，然而那天却意外地被浓雾所笼罩，细雨连绵，使得视线变得朦胧。众人私下议论，这样的阴雨天气，飞机能否按时到达？大约一点钟，沉闷的云层中响起了飞机的引擎轰鸣。众人齐声呼喊：“它来了，它来了！”但除了浓雾，周围一片漆黑。轰鸣声持续了一阵，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最终渐渐消失……我和母亲都感到无比沮丧。随着时间的推移，飞机仍未出现，失望的情绪在人群中蔓延。直到下午四点，人群开始陆续散去。有人安慰我的母亲说：“这么浓的雾，能见度极低，飞机可能已经返回重庆或者先降落在西安，过两天应该会再次起飞，您不必过于担心。”
连绵的阴雨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不断笼罩，人们纷纷涌向山顶，期盼能一睹飞机的踪影，但最终却失望而返。随后的情况令人忧虑：延安与重庆、西安的联络均反馈，那架飞机的归来踪迹依然杳无音信。数日后，家中窑洞的访客络绎不绝，有的前来安慰我，有的陪伴我母亲共同哭泣……这才得知，4月8日那天，飞机不幸在260公里外的黑茶山坠毁。
1946年4月19日，延安隆重举行了对“四八”烈士的追悼仪式，朱德同志担任主祭，并在该场合发表了重要讲话。
4月19日，延安庄严地举行了“四八”烈士的公祭仪式与追悼会，现场人潮汹涌，汇聚了逾三万名市民。面对这一壮观场景，我心中并无太多深刻感悟，所见仅是人群的奔腾，众多长辈紧拥着我，泪眼盈盈。然而，我内心深处却充斥着对父亲诺言无法兑现的哀伤与失落。
父亲离世那天，当棺木被埋入地下，墓碑前立起了一块简朴的木牌。母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这里是你和父亲最后的送别。给爸爸行个礼吧……”然而，我固执地拒绝：“那不过是泥土一堆，我为何要向它行礼？”母亲试图解释，泥土中埋藏着父亲的骨灰，但我仍旧难以接受。直到她动手打了我，我无奈地跪下，尽管并未真正磕头。如今每当想起这件事，心中仍充满痛苦和懊悔，后悔当初未能为父亲献上最后的敬意。
“四八”之谜
“四八空难”发生后，新华社当年发的消息定性为“失事”。1956年，叶挺的儿子叶正大从苏联留学回国，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中南海西华厅的家里宴请他。席间，周恩来曾告诉叶正大：当年我们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做的手脚，但是没有证据。后来中共方面向国民党政府和军调处提出这样一个要求：自今而后，每逢中共中央委员或高级将领踏上飞行旅程，必有一位国民党将领随行，担任陪同之职。国民党方面亦对此表示了首肯。
2006年，一则报道在一家报纸上刊发，声称“四八空难”系国民党军统特务精心策划的阴谋。报道中提及，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王平系军统在空军内部秘密安插的间谍。当王平得知一位中共重要人物将搭乘飞机时，他立刻将这一情报上报给了南京的上级。紧接着，军统方面派遣了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来执行这一任务。他们安排人员伪装成机修工，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背面巧妙地放置了磁铁，由此导致了这场空难的悲剧。隐居台湾多年的杜吉堂在临终前，披露了这段尘封多年的历史真相。
彼时，众多媒体与网络平台竞相转发该文，叶正大在广州也有所听闻。恰逢他来北京就医眼部疾病，他特意将我、我兄长、王若飞的子女王兴，以及邓发的子女邓北生召集至其住所。正大大哥深情感慨：“岁月如梭，此事终得真相大白，军统特务在临终之际向媒体透露，实乃他们所为。”正大大哥提议我们联名向中央递呈一份报告，并在“四八”烈士陵园竖立一座雕像，雕像上刻有两个军统特务跪在烈士面前的形象，宛如岳飞庙中的秦桧夫妇。
但是我们几个人商量后又觉得，还是应该把事情搞得更清楚一些为好。当时《新华每日电讯》也发了这个消息，我们找过去，对方告知：该原始信息并非由新华社发布。原来，2006年正值叶挺诞辰110周年，因此他们在4月8日当天转发了该报道。我们几人随即分头搜寻这篇报道的最初来源，却始终未能如愿。此外，我们通过多个渠道进行咨询，“杜吉堂”此人不存在。
实际上，该文存在诸多破绽。首先，在国共谈判期间，双方的行为均保持了高度的公开与透明。当父亲他们从重庆出发时，相关报纸均有详细报道，国民党内的一些官员甚至亲自前往重庆机场为他们送行。故而，有关国民党特务刺探到这一情报的言论，显然是无从谈起的虚构之词。再者，那架C-47的驾驶者系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我想国民党特务断不可能如此大胆，竟然连美国人都不愿放过！
“四八空难”即意外。
追溯至2005年，我特意重返了父亲曾遭遇不幸的那片土地——山西兴县的黑茶山，此山之巅海拔直逼2400米。在山脚下的庄上村，我找到了当年参与搜寻飞机的民兵队长张根儿。他老人家用充满情感的语调向我娓娓道来那段往事：那日，天空阴沉，山上雪花飘飞，山下则是绵绵细雨。午后两三点钟，一阵震耳欲聋的飞机轰鸣声划破宁静，随后，他们目睹了一架飞机沿黑茶山脚下的宽阔沟壑低空掠过，离地面之近，仿佛是紧贴着树梢疾驰而过。紧接着，一声剧烈的爆炸声震碎了周围的寂静。雨过天晴之后，村里的年轻人纷纷上山，发现一架飞机斜躺在距离一块巨石约20米远的山坡上，飞机残骸周围的树木已被烧得一片焦黑。飞机头部朝上，螺旋桨已断裂，飞机碎片和文件纸片散落一地。
那一夜，村中的干部们紧急召集会议，就这一棘手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鉴于分辨敌友的困难，他们一致决定，第二天一早即刻上山妥善处理遗体。就在会议进行至一半之际，一名干部急匆匆地闯入，带来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一架满载着重要领导和高级干部的飞机不幸遭遇事故，目前搜救行动正在进行中。听闻此讯，黑茶山的民兵们无不感到震惊，幸亏他们尚未掩埋遗体，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实际上，在4月9日的拂晓时分，美军观察小组的电话报告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C-47型飞机失踪，既未抵达北平，也未返回重庆。美军随即策划派遣两架飞机前往延安周边地区进行搜寻。此时，担任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的杨尚昆，立刻将这一紧急情况上报给了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中共方面随即向各个解放区发出紧急电报，呼吁军民齐心协力，共同参与飞机的搜寻行动。
次日破晓，黑茶山上的五十多位民兵重返山顶，继续在事故现场周边进行细致搜寻。他们意外发现了一枚形状呈椭圆形的印章。尽管该印章已遭严重烧损，但仍能隐约辨认出“中共重庆办事处证章”的字样。此外，他们还找到了两枚印章，一枚上刻有“秦邦宪”，另一枚则镌有“黄齐生”之名。黄齐生乃知名教育家，与黄炎培、马寅初、柳亚子等人交情深厚，即便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何应钦也曾是他的学生。在国共重庆谈判之际，黄齐生原本不必前往，然而鉴于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拥有广泛的人脉，他决定协助王若飞一同前往重庆，不幸的是，他们俩最终遭遇了不幸。我的父亲的政治秘书刘祖春在启程前曾询问父亲是否需要他一同前往，父亲稍作沉思后答复：“我很快就会回来，你只需留在此地。”正是这番话最终拯救了刘祖春的生命。
4月11日，晋绥军区政治部委派裴周玉同志负责对飞机失事的原因进行全面调查。当时，普遍观点认为，由于延安地区当天遭遇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飞机被迫启动返航西安的程序。受限于低能见度和飞机导航设备的不足，飞机在返航途中不幸迷失了方向，误入山区。为捕捉地面目标，飞机被迫降低飞行高度，不幸在浓雾的笼罩下撞击山体，导致爆炸并最终坠毁。
在这架不幸遭遇空难的飞机上，共有十七名乘客与机组人员同机。然而，依据一位老人的追忆，现场仅找到了三具较为完好的遗体。随着晋绥分区陆续有人前来进行身份确认，鉴于当时鉴定技术的局限，人们不得不依靠其他方法来进行识别。鉴于我的父亲视力极差，且一直戴着眼镜，因此，眼眶周围明显凹痕的那具遗体被确认为博古。另一具面部留有白色胡须痕迹的遗体，则被确认为年岁最高的黄齐生。至于最后一具遗体，则是叶挺。
村民们忆述，黑茶山的地势极为险恶，众人历经艰辛，方才攀越其巅。考虑到白昼气温的攀升，他们决定在夜幕低垂之际，悄然将灵柩搬运。山径狭窄，难以并容两人同行，只得由一位壮士背负棺木，艰难地匍匐前进。当灵柩抵达岚县机场，美方请求优先运送四位美国机组成员的遗骸，却遭到了中共方面的委婉拒绝。紧接着，国民政府从重庆紧急派遣了两架飞机，一架负责运送中共烈士的遗骸，另一架则承担运送美国人的任务。前者降落在了延安机场，而后者在空中盘旋了两周，最终飞往了重庆。
今日，我立于父亲不幸遭遇事故的地点，向父亲深深地鞠躬致意，这一举动亦是对往昔未能完成之遗憾的弥补。
特殊的家庭
在五岁稚嫩的年代，我、二哥和二姐紧握彼此之手，与父亲一同留下了一张意义非凡的全家福。尽管画面中缺少了三位亲人的身影，这张照片却成了我们唯一的团圆印记。
我的五位兄姐均系父亲与首任妻子刘群先所生。刘群先，一位在党内享有资深地位的女干部，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在无锡地区积极领导工人运动。斯诺在其著作《西行漫记》中对她赞誉有加，称她为“中国杰出的女工领袖”。1927年，她被选派至中山大学深造，在一次社交活动中，她与父亲相识，并于次年五月喜结良缘。
1931年，我的长子降临人间，父亲为他取名“秦钢”，亲切地唤他阿土。自幼，阿土便被送往无锡的故乡，那里，奶奶和叔叔携手承担起抚育他的重任。
1933年的春天，父亲与陈云毅然从上海撤出，迁徙至江西的苏区。在这段充满挑战的旅程中，他们不得不伪装身份，曲折前行。于是，怀揣身孕的群先妈妈不得不独自留在上海。次年五月，她迎来了女儿的诞生，为她取名为“摩亚”，这个名字蕴含着“五月”的俄语含义。摩亚还未满月，群先妈妈便将她托付给了姐姐照料。从此，大姐摩亚便在无锡姨妈的家中寄居。完成小学教育后，姨妈无力再承担她的学费。辍学后，摩亚开始投身于各种零工，洗涤衣物，缝制针线，仅为了赚取微薄的生活费用。十五岁时，她不幸被骗至四川，历经了人世间的种种磨难。大姐摩亚自幼未曾见过父亲，与母亲的相处也仅限于短短一个月。新中国成立后，在组织的关怀与帮助下，大姐终于回到了我们的身边。
在那段长征路上，充满了艰难困苦，群先妈妈与邓颖超、贺子珍等杰出女性并肩作战，她们共同构成了红一方面军的女子队伍，群先妈妈担任队长，成为中央红军中参与长征的三十位女战士之一。当1936年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时，群先妈妈迎来了二哥阿福的降生。那一年，在瓦窑堡的婴儿中，还有李维汉与金维映的儿子李铁映，以及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等，他们都是1936年的新生命，一同被亲切地称为“延安娃”。
1942年，二哥踏入应当入学的年纪，父亲便开始为他挑选一个正式的姓名。由于对工作的投入过于专注，父亲竟然忘记了在无锡故乡的乳名“阿土”是“秦钢”，因此便为二哥取了相同的名字。解放后，我们全家得以团聚，于是以“大秦钢”和“小秦钢”来辨别他们。大秦钢在大学期间不幸患上了肺病，于1956年离世，从此，“大小秦钢”的称呼便不再适用，小秦钢便正式以“秦钢”为名。
1939年，中共方面决定把一些身体不太好的人送到苏联去治病，包括贺子珍、群先妈妈、李维汉的夫人金维映等都去了苏联。
群先妈妈离开国内时已经有孕在身，不久，她在苏联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吉玛”。吉玛姐姐出生后不久，便被送到了苏联的一家保育院。没多久，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刘群先和金维映自此下落不明。有人推测她们可能在德国轰炸中牺牲了，但也没有找到什么证据。对于这一点，我还是有一点疑惑的：为何刘群先与金维映两人竟神秘失踪？这变成了一个待解的谜团。
吉玛姐姐自幼便在保育院度过了她的童年，后来，她与邓发的女儿邓金娜以及其他孩子们一道，被送至莫斯科的伊万诺夫儿童院。自1930年父亲归国后，便再也没有踏足苏联，从此，两家的联系便中断了。因此，在我父亲离世之前，他对此事一无所知，而我的母亲同样对此毫不知情。
1954年，吉玛姐姐与四十余位在苏联成长的我国同胞一同踏上归途。她身份的唯一凭证，是一张旧照，画面中，苏联的一名护士紧紧抱着约半岁大的吉玛，照片背后，以紫色墨水清晰书写的两行汉字格外引人注目：“博古刘群先的孩子。”据说，这字体是刘群先本人所书。某日，妈妈接到通知，要求她前往中组部领取博古的女儿。妈妈心中充满了疑惑，因为她从未听说过自己还有一个孩子。然而，在相见之后，妈妈发现吉玛的面容与父亲极为相似，确系自家血脉，于是毫不犹豫地将她接回了家。与摩亚相同，吉玛未曾见过亲生父亲，与母亲的相聚也是转瞬即逝。
回望往昔，这样的场景似乎难以置信，但在那个年代，事实却正是如此。当年，中共的许多干部选择将子女留在了老区，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才逐渐将孩子们接回。林伯渠与邓子恢便是这其中的两位，他们分别为自己的儿子取名林秉苏与邓瑞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围的人不禁惊讶地发现，邓瑞生越来越像林老，而林秉苏则愈发酷似邓子恢，以至于乡邻们常常将他们二人混淆。在林老与邓子恢商议之后，他们决定交换孩子，尽管如此，他们的名字并未作出任何变动。
吉玛及其同批留苏学子归国后，陆续踏入北京育英小学的校园。鉴于他们汉语基础较为薄弱，学校特地为他们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班级，以便他们能够得到针对性的中文辅导。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深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对西餐情有独钟，而对于筷子的使用则显得生疏，更习惯于使用叉子。因此，我们常常感到他们与周围的同学相比，显得格外独特。
在父亲离世之前，小秦钢、新华与我，在父母的温暖庇护下，共同度过了那段纯真的童年岁月。解放之后，兄弟姐妹们才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北京。与父亲有过一面之缘的，仅限于二哥、二姐和我。我家这些孩子，自幼便天各一方，各自成长，未曾有过共同生活的经历，因此，我们的感情并未像一般家庭中的兄弟姐妹那样深厚。
自幼由乳母呵护长大的小秦钢，对这位恩重如山的乳母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份情谊甚至超越了亲生父母。每当母亲在周六结束抗大学习后回家，我记忆中的一次，妈妈回家后见家中鸡只失窃，便好奇地问：“难道是阿福（小秦钢）回来了？”顺着这个线索，我们找到了他的养父母家，果不其然，他为了给养母一个惊喜，偷偷把自家的鸡带去了。父亲不幸牺牲时，小秦钢年纪尚小，对死亡的认知尚浅，他只是觉得从那时起，养母的家也变成了“烈属”，从此可以享受抚恤粮的福利。
小秦钢聪颖过人。昔日，他成功考取了留苏预备班，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求学之路，学业成绩同样优异。然而，在归国前夕，他因暑假期间寻找生母刘群先的下落而违反了纪律，在档案中留下了涉嫌叛国的污点。令人遗憾的是，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默默地背负了整整一生的罪名。归国后，无论他前往哪个单位，均遭拒之门外，最终只能在北京航空学院担任实验员。海南建省之后，他勇敢地投身商海，才终于摆脱了被不良档案拖累的命运。2010年7月，他的二哥秦钢不幸因病离世，《海南日报》对此进行了报道，称赞他为“海南汽车工业的奠基人”。
我家共有六个子女。大哥秦钢、大姐摩亚和三姐吉玛未曾见过他们的亲生父母；至于我和二哥，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确切生日。二姐秦新华因恰逢《新华日报》创刊之日降临人世，故而知晓自己的诞辰；而吉玛则是在后来前往苏联的保育院查阅了出生证明，方才明了她的出生日期。这样的家庭结构，在今日看来或许显得颇为特别，但在那个时代，却是颇为普遍的现象。
“负总责”
与父亲的相聚时光虽短暂，却铭刻了我心中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的忙碌。在我沉睡之时，他难觅踪影；而当我醒来，他又匆匆离去投入工作。那时，父亲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同时兼任新华通讯社社长的重职。编辑工作的三班倒要求使得他常常夜深人静方寝，晨曦初现便起身忙碌。后来，几位叔叔阿姨曾向我提及，在延安，有两个人的灯火最为晚熄，一个是教员，另一个便是我的父亲。父亲唯一的“奢华”之乐，便是临睡前阅读文艺小说。若是尚有闲暇，他便会投身于翻译工作。当时物质条件简陋，没有砖头，他便以一块土疙瘩代替，将其压在凳子上，边阅读边进行翻译。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下，他依旧创作出诸多佳作。
每当父亲疲惫于工作，渴望片刻的休憩，他便会来到窑洞前，与我们一起嬉戏，玩起那经典的“老鹰捉小鸡”游戏。他，一个大人，与我们这群孩童欢快地追逐打闹，若是他赢得了胜利，便会喜形于色，发出那响亮的“嘎嘎”笑声，那笑声洪亮而欢快。父亲有一只耳朵听力不佳，因此说话声音总是特别响亮，我便戏谑地称他为“母鸭子”。
1954年，我踏入101中学的校门，开始了我的初中生涯。在这所学校里，学生大多出身于干部家庭，他们的父辈中不乏赫赫有名的身影。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对父亲的认识逐渐清晰。在历史课上，老师常常提及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倾”路线错误。尽管那时的我还年幼，对“三次左倾”的概念尚不甚明了，但我心中已然明了，父亲曾犯有过错。对于父亲的事迹，我的内心深处潜藏着一种不愿触及的逃避情绪。
1907年，父亲在杭州降生，却自称无锡之子。他是北宋词坛巨擘秦观的后裔，秦氏家族中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寄畅园”。每当清朝康熙、乾隆二帝南巡至无锡，秦家都会恭迎圣驾。然而，到了我祖父那一代，家族荣光已逐渐黯淡，家道中落，无奈之下，祖父只得将祖传宅邸典当出售。
在我父亲青涩的岁月，他在苏州公专求学时，已然成为了一位活跃的学生运动先锋。1925年9月，他踏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大门，仅一个月便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10月，得益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推荐，经中共中央的批准，他跨海东行，抵达苏联，投身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术殿堂。在那个时期，苏联当局要求留学者都必须取一个俄语化的名字，我父亲便选择了“博古诺夫”这一名字。归国之后，他一度以“伯虎”、“卜古”等笔名发表文章，直至1931年方才确定“博古”这一名字。这个名字虽无特殊含义，却最终成为了他的标志。
中山大学诞生于国共两党紧密合作的黄金时期。在那个时期，国民党内的诸多显赫人物亦将子女送至该校深造，诸如蒋介石的子嗣蒋经国，冯玉祥之子冯洪国，邵力子之子邵志刚，以及于右任的千金于秀芝等。其父在苏联度过了三年的时光，期间理论素养和组织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1930年5月，他踏上归途。起初投身于宣传事业，随后则肩负起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的重任。
当时，父亲尚不过二十余岁，资历尚浅。然而，一连串的历史机缘巧合，将他推至中共最高权力的核心。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背叛，他们泄露了众多高层领导人的住址，导致众多共产党人被捕，中共党组织遭受重创，陷入一片混乱。与此同时，国民党更是发布了密令，悬赏捉拿周恩来、瞿秋白，金额高达两万银元；而对于王明、张闻天、博古，赏金则为一万银元。
初秋的一个清晨，周恩来与王明携手造访父亲居所，向其告知，鉴于上海局势的紧张，周恩来将赴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部长一职，而王明则将前往苏联，担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恳请父亲出山主持中央事务。父亲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的自我检讨中提及，彼时闻言，心中惊愕不已，并指出此举有悖组织程序。周恩来与王明则回应道：此事已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达成一致，只需再向其发出一封电报即可。如此一来，年仅二十四岁的父亲便成为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历史往往变幻莫测，令人难以预料。
父亲与周恩来、王明、卢福坦一同前往一家小酒店会晤。在顾顺章与向忠发背叛组织之后，上海仅剩陈绍禹（王明）、周恩来以及卢福坦三位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与政治局委员的人数已不足半数。于是，他们着手组建新的政治局，成员包括秦邦宪、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黄平、刘少奇、王云程共九人；其中，秦邦宪、张闻天与卢福坦被任命为常务委员。
在父亲新任职务的记载上，诸多权威史料呈现出不一致的描述。以《辞海》1999年版为例，它将博古称作“负总责”，而另一些资料则称其为“总负责”；在“中共党史网”的相关内容中，他被称为“总书记”。追溯至1933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及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博古同志”。我个人更倾向于“负总责”这一说法。据父亲在延安整风期间的回忆，当时卢福坦有志于担任总书记，但王明和周恩来均持反对意见，最终决定不设立总书记一职，而是采用“负总责”的称呼。无论称呼如何，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父亲作为中共主持中央工作的最高领导人，这一事实是不容置疑的。
现在很多史料在提到这一段时，都称其为“中共临时中央”。但是如果查看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会发现上面根本没有“临时”的字样；1932年5月3日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朱德给中央的报告也只写“中央”，而没有“临时”字样。父亲当年在延安整风时的检查里就写过：“为了追求真理，我必须明确指出，在上海期间未曾听闻‘临时’二字，即便在中央委员聚集之地，亦未曾耳闻。”
退出权力
1934年1月，于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我父与周恩来、张闻天及项英一同被选为政治局常委，我父则荣任总书记一职。随即便拉开了长征的序幕，我父与周恩来、李德三人共同组建了“军事领导三人小组”。分工明确，秦邦宪主管政治，李德掌管军事，而周恩来则专责监督军事计划的执行。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公认的中共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其实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很多人忽略了一点：父亲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主持了整个会议。这次会议有几项重要决定：增补教员为政治局常委；废除原有的“三人团”体制，而朱德和周恩来继续担任军事指挥职责，其中周恩来被确立为“负责作出军事最后决断的人”。会议结束后，还明确了教员将成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方面的得力助手。
在此次会议中，李德并未被赋予发言的机会。事后，我在父亲遗留的笔记中发现，面对其他同志的质询，他未曾打断任何人的言辞，亦未倡议中断会议。尽管父亲在实际上已丧失了领导地位，但在此刻，他依旧保留了总书记的称号。
2月5日，于云南威信县的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来向其父亲提及：蒋介石才识渊博，文武双全，且擅长政治策略，因此我们亟需寻觅一位超越他的人物来执掌领导权。他深思熟虑后，认定这位人物便是“教员”。周恩来强调，若欲推翻蒋介石，则非“教员”领导不可。目前，我们商议由张闻天接替您的总书记一职，这仅是权宜之计。
父亲听罢，认为周恩来说的有道理，他没有任何怨言，立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都交给周恩来。当时，凯丰等人建议父亲不要交权，要把情况汇报给共产国际，由共产国际最后来处置。但是，父亲还是从大局出发，第二天，就把象征着中央总书记权力的两只铁皮箱送到张闻天的住地。从此，张闻天担任了党中央总负责人。父亲仍任中央常委与军委委员之职，与张闻天、周恩来、教员共同领导长征。
在权力交接完毕后，父亲心中所想的唯有向共产国际进行汇报，力求获得其批准。毕竟，若未经共产国际的认可，此次权力移交便失去了效力。长征途中，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秘密电台被毁，导致双方联系中断。早在1931年，王明启程赴苏联之前，便与我父亲商定了一位中间联络人，鉴于当时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他们选择了潘汉年。潘汉年才智过人，记忆力非凡，过目成诵，对电报密码能倒背如流。父亲向潘汉年详细讲述了遵义会议的经过以及与周恩来交涉的详情。1935年9月中旬，潘汉年与陈云向王明进行了汇报。王明对我父亲的权力移交表示遗憾，但对于张闻天接任表示可以接受——我叔叔的儿子秦福铨当年对此段历史颇感兴趣，1950年初他曾前往上海采访潘汉年，这些细节均为潘汉年向我的堂兄秦福铨所述。
遵义会议落幕不久，便组建了由教员、周恩来及王稼祥共同构成的军事小组，此小组跃升为最高军事领导中枢，“军事领导三人组”自此取而代之，遵义会议前所设的“最高三人团”。在此过程中，教员的领导地位逐步稳固。三渡赤水战役后，部分中高层部队领导对部队的大规模迂回战术表示不满，担忧此举将导致部队疲惫不堪。林彪甚至向张闻天写信，提出撤换教员，改由彭德怀接任。在此关键时刻，父亲与周恩来两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亲自出面，对众将领进行安抚，最终平息了这场风波。
起初，父亲对于自己指挥权的丧失尚存些许疑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教员的军事领导深信不疑，并全心全意地站在他的一边。当张国焘意图率领红四方面军南行之际，他曾多次拜访我父亲，反复陈述遵义会议的不正当性，以及四方面军的反对立场。然而，父亲始终坚定如一。后来，教员对周恩来言道：“秦邦宪乃是一位坚守原则、组织观念极强的同志。”至1935年10月，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后，10月27日的常委分工会上，教员半开玩笑地表示：“1934年，秦邦宪未对我有所处置，反而任命我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五中全会亦提名我为政治局委员，今我提议他担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此乃礼尚往来。”周恩来闻言，鼓掌表示赞同。
虽然父亲去世得很早，但有一些叔叔阿姨对我们几个孩子一直很好。50年代，每逢父亲的忌日，如果母亲出差不在家，朱德就经常把我们几个孩子接到中南海，和我们一起吃饭。有些叔叔阿姨在私下里经常跟我说这样的话：“你爸爸是好人，很有学问，他为人很正直，从来不搞什么阴谋诡计，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从党的需要。”文革期间，有一次我去看望受冲击的王胡子（王震）叔叔，陪他散步的时候他说：“小铁啊，你爸爸是个好人……”语至此处，他便沉默了。我也不便再问，心想他们或许有难以言说的苦衷。
我的母亲
父亲牺牲的时候，妈妈才三十五岁，当时很多人劝她重新组织家庭，妈妈回答：“如果我再组织家庭，那博古的孩子怎么办？他们就成孤儿了。”后来很多叔叔阿姨跟我说：“秦铁，在我们敬佩的人中，你妈妈堪称首位。为何？她因对父亲深沉的爱，独自抚养了众多孩子，且公平对待，这份成就实属不易。”
事实上，我的母亲张越霞同样是一位杰出的革命战士。她源自浙江浦江，就读于学校期间，便深受进步思想的熏陶，引领女学生们弃用裹脚布，剪去长辫，而且她频繁登台演出所谓的“文明戏”，以此来宣扬反对包办婚姻的呼声。1927年，年仅十六岁的她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她与同乡张纪恩一同前往上海，并分配至中共中央机关任职，母亲则专注于文印、内部交通以及情报等至关重要的机密工作。
为确保中共机关的安全，周恩来提议他们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他征询了我母亲的看法，母亲亦表示赞同。鉴于形势的紧张，中共中央的“机关”频繁迁址。在三年间，母亲与张纪恩在上海辗转于约十个不同的住处。最终，母亲与张纪恩结为连理，于1930年在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今江宁路）1141号恒吉里的石库门房屋中生下了一名女儿。张纪恩以他父亲的名义租赁了这处房产，自称“小开”，声称来沪求学并居住于此。母亲与张纪恩居住在楼下，楼上的亭子间则被用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及查阅文件之处。为了不引起怀疑，特地布置了床铺、脸盆架等日常用品，脸盆架上摆放着毛巾、牙刷、牙膏等，营造出单人房间的氛围。向忠发、周恩来、陈绍禹（王明）、张闻天以及我的父亲博古等人均曾在此召开会议。
1931年四月，中央特科的主事顾顺章在武汉落网，随即变节投靠国民党，致使他们在上海大举拘捕共产党的领导层。在此紧急关头，党中央果断决策，指示向忠发须即刻撤离上海，前往苏区。然而，向忠发却执意要在告别前与他的爱人杨秀贞见上一面，拖延至次日午后才动身，终不幸落入敌手。
向忠发被捕不久，便迅速出卖了中央的组织架构及人员名单。6月23日凌晨，宪兵与警察突然包围了住所，母亲在急促的敲门声中，意识到中央机关已被发现，她立刻将用作警号的洗米篮子打翻。此时，向忠发还供出了父亲的住址以及会议地点西摩路，并亲自引导特务前往搜查周恩来、瞿秋白及我父亲等人的住处，却不幸一无所获。周恩来警惕性极高，在得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后，立刻通知了与向忠发有联系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和机关进行转移。然而，由于时间紧迫，他们未能及时通知张纪恩以及我的母亲。
被捕之际，母亲的衣袋中仍藏有一张纸条，上面记载着一位名为罗晓虹的地下党员的联络信息。张纪恩悄声以浙江方言提醒我母亲，她趁警察未曾留意，将纸条含入口中，吞咽下去。在拘留所中，母亲以上厕所为由，得以与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会面，这才得知自己被捕实因向忠发叛变告密。二人商议了若向忠发指认她们，应对的策略。
无论是在侦缉队，还是在龙华警备司令部，母亲在多次审讯中始终坚称自己名叫黄张氏，是一位来自乡间的女子，不识字，对丈夫的职业一无所知。鉴于缺乏确凿证据，敌人无奈之下只能将她取保释放，陈琮英亦随之获释。然而，因查获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及陈绍禹用绿墨水书写的手稿，张纪恩以“藏匿赤匪，知情不报”的罪名，被判处五年监禁。他们共同的女儿不幸在巡捕房的孤儿院中离世。
出狱之际，妈妈与陈琮英一同受到了陈云的接见。在这次谈话中，她们向陈云详细汇报了向忠发背叛组织的经过。此外，妈妈还提及了张纪恩在狱中的表现，对其动摇的信念表示担忧，并决定与他解除婚姻关系。尽管张纪恩多次试图与我妈妈重修旧好，但妈妈始终坚守立场，未予同意。
刑满释放后，母亲被安排在江苏省委组织部供职，期间她与北方局的孔原先生相识。随后，他们一同前往上海，再转至天津，共同投身于党的交通工作。1934年，孔原先生派遣母亲返回上海汇报工作，鉴于那时他们已育有一子，携带幼儿在身边工作多有不便，母亲便趁此良机，将孩子送至姨妈家中。于是，母亲携带幼儿抵达了上海。
抵达到上海港口，母亲察觉到有人鬼鬼祟祟地跟踪其行踪。那日，她暂居于交通员张世民的宅邸。翌日清晨，母亲惊见有不明身份者向张宅房东盘根问底。凭借丰富的阅历，母亲敏锐地意识到这个藏身之处可能已被暴露。她立刻建议张世民迅速撤离，自己则先行回到浦江，并通过信件向孔原报告了此地的紧急情况。孔原迅速回信，以隐晦的语言批评他们过于慌乱，强调问题并不如想象中严重，并要求她留在上海继续执行任务。
数日之后，母亲自浦江返抵上海。她寻至张世民住所，假称寻觅居所而轻敲房门。门扉开启，一位陌生人映入眼帘，母亲即刻声明自己乃乡间人士，误入他宅。然而，她还是被特务强行拖拽入屋，从而第二次落入了敌人的手中。在巡捕房拘留所中，母亲意外地与三天前被捕的张世民重逢，这证实了她之前的推测完全准确无误。
在我母亲第二次被拘捕之际，上海的中央局也正遭受连续的破坏。起初，执行局书记李竹声落网，他供出了组织部长盛宗亮的藏身之处。盛宗亮及其妻子秦曼云最终均背弃了中共，投向了中统。他们还参与了国民党特务对我母亲的审讯。母亲深知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无法隐瞒，然而除此之外，她未曾承认任何事实。
母亲随后被拘禁于南京的首都反省院。随着抗战的爆发，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父亲陪同周恩来前往南京，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交涉，力图释放所有政治犯，母亲亦位列其中。我手中珍藏一张照片，记录了母亲获释次日与父亲会面的场景，该照片由陆定一拍摄。
母亲随后以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的夫人李克农的身份作为掩护，继续在办事处工作。继而，她转至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在父亲的指导下，担任了组织部的干部职位。在广东服务一年之后，她重返南方局。那时，父亲担任南方局的组织部长，两人的感情在共同的工作中逐渐升温，最终走到了一起，结为连理。
历经三年多的牢狱之灾，张纪恩终于重获自由，重返故里。1941年，他奉调赴延安，途经重庆时，周恩来总理将他留下，委以重任。在此之前，他的母亲曾向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刘晓写信，反映张纪恩在狱中的“动摇”，总理亦曾安排他与母亲当面对质。抗战胜利后，张纪恩重返上海，投身于中共社会部的秘密工作。他本人亦是一位经历丰富的长者，直至一百零二岁高龄方辞世。
张纪恩的后半生待遇尚可，这得益于他丰富的革命资历。即便在入狱期间，他亦坦诚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并撰写了悔过书，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理念不适合中国的看法。然而，他并未背叛组织，也未造成任何损失。解放之后，张纪恩始终怀念着我的母亲，他珍藏了母亲当年赠予他的照片。2008年，在张纪恩离世前，我曾前往上海探望他。负责照顾他的护工告诉我，张纪恩时常拿出母亲的照片细细端详，甚至泪流满面。
“阅读”父亲
解放后，妈妈向组织提出：要找回秦邦宪的孩子。在外地的大哥大姐都到了北京。我们生活在一起。现在想起来，妈妈很不容易，当时我们都处于长身体阶段，家里六个孩子，负担得多重啊！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供给制还好，50年代之后，国家开始实行工资定级制，那时候妈妈虽然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可光靠她一个人的工资养活我们六个孩子太难了。妈妈后来找到杨尚昆，一进门第一句话就问：“你们只关心活人，对死者又如何？”杨尚昆立刻回应：“当然，他们是烈士的子女。”于是，每个孩子每月获得20元的生活补贴，我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母亲为每个孩子购置了自行车和手表，这在当时实属罕见。后来，发现父亲有笔翻译书的稿费，高达近1000元。母亲性格坚强，有了这笔钱，她便退还了我们的生活费。自那以后，直至母亲1979年离世，我们再未领取过任何抚恤金。
五十年代初，我的三位侄女和一位外甥女因生活所迫，纷纷从浙江的乡村来到北京，寻求母亲的庇护。母亲对她们言道：“这些孩子是博古的后代，你们与他们截然不同。他们以学业为重，而你们则需投身劳动。”于是，母亲安排三位侄女成为工人，却想方设法为几位兄长和姐姐争取大学教育的机会。当二哥秦钢举办婚礼之际，母亲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邀请了当年一同服刑的难友、共同奋斗多年的战友以及秦家的亲朋好友，齐聚一堂。
随着文革的展开，针对母亲的大字报亦被张贴于墙上，其上赫然题字：“博古的恶妻、彭真的暗党——张越霞”。母亲随后亦被派遣至干校参与劳动。身为九级干部，她的月工资原本高达两百多元，但随后却降至五十多元。
一日，母亲因突发脑溢血，语言神经受到压迫，导致她忽然失语。干校将她送回家中后，便无人再照料她。恰逢二姐新华及其丈夫李铁映从永川返京，他们向总理写了一封求助信并寄出。信件寄出不久，总理办公室传来消息：恢复张越霞同志的原有级别。传闻周总理临终前曾向身边的人叮嘱：“张越霞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同志，历尽艰辛，若她日后遭遇困境，望你们能予以援助。”
1979年2月12日，我69岁的母亲不幸突发心肌梗塞离世。自父亲牺牲以来，他留下的众多资料均由母亲珍藏。1947年，中国共产党撤离延安之际，母亲仅携带少量物品。此后，她将父亲的遗物转交给了我的大姐摩亚。这些遗物中，包括一支父亲曾使用的派克笔、一件穿旧的毛呢大衣、一条毛毯，以及一本记录着遵义会议内容的笔记本。
在这所有遗物之中，最为珍稀的应当是这个笔记本。那是我亲手制作的，内页采用白报纸，外层则包裹着一层坚韧的牛皮纸。我仔细翻阅过这本笔记本，里面的文字细小而密集，每个姓氏之后都附带着相应的发言内容。偶尔，在发言记录的旁边，父亲还细心地画上了问号，并写下“对吗”二字，以及几则简短的批注。然而，遗憾的是，在文革期间，大姐因遭遇抄家，无奈之下只得将这本笔记本付之一炬。如今，关于遵义会议的原始记录，仅存张闻天的版本。
在我父亲参与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所留下的检查材料，一直妥善保存在母亲手中。随着文革的爆发，母亲的心情变得紧张起来，起初是将这些材料暂存于大姐处，不久后又将其收回。家中有一只硕大的花盆，母亲便用塑料袋将这些材料包裹起来，藏于其中，并覆以泥土以掩人耳目。我应征入伍离家之后，母亲又将这些材料转交给表姐保管，她那时身为全国劳模，相对较为安全。然而，即便如此，劳模表姐也未能幸免于冲击，母亲不得已又将材料转移至伍云甫的夫人熊天荆处。不幸的是，熊妈妈离世后，我方才得以向伍绍祖追回这些珍贵资料。退休生活开始后，我认真细致地研读这些材料，尽管纸张已经极为脆弱，字迹也变得模糊不清，我还是努力地逐字辨识。在这过程中，我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父亲的身旁，与他一同翻阅那些革命先辈的心灵篇章，重温他们所经历的岁月征程……
